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笼统地说，一个比较正派、比较善意（儒家所说的“仁”
）的人，入世或者出世，都会正派与善良一些。
而一个褊狭峻急或者虚伪刚愎的人，出仕则是酷吏，出世则为伪君子，皆不足为训。
当然，一般地说，为官者享尽了当时的荣华富贵，再搞些鼠窃猫儿腻的事情，更易被公众切齿痛恨。
而在野名士包括被迫做名士或暂时做名士实为待价而沽的人，在文采风流的同时难免有多多少少的穷愁潦倒之态，因而容易赢得公众的同情。
人们更多地去同情弱者和悲剧人物，这也是合理的，可以理解的。
罗氏书中讲的皇甫谧的例子很有趣。
他“高洁之名甚大，而世俗与当政者亦始终对其备加崇敬”
。
他也隐居不仕，但辞官的原因只是自己有病，并不抨击官场或者时政。
他后来还上表向皇帝借书，“无损于自己的高洁，又给皇帝增加了礼贤下士的美名”
。
当今之世如有这等人物，或被讥为八面玲珑处世奇术，但是单单从“术”
的观点很难解释清楚皇甫谧的所为。
庖丁解牛，已经不是“术”
而是“道”
了。
这个道仍然是“仁”
，是最大限度地肯定人生、肯定众人，包括与自己志趣不同的人，乃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，减少一切消极因素，乃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。
有道则有量度、气度、风度。
宰相肚子里撑得下船，这当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，靠技术是扩展不了胸怀的容积的。
容积问题，是一种智慧（能不能看得更透，能不能有自知之明等），是一种修养（所谓读书深处意气平，所谓耳顺与从心所欲，不逾矩），更是一种品格（所谓小溪最喧闹，所谓有容乃大）。
罗书对于另一位名士阮籍的分析也很别致。
罗氏认为，阮籍生活上任诞不羁，不拘礼法（这一点与嵇康无异），但政治上十分谨慎小心，即从不议政，他“幻想逍遥游而终于依违避就”
，以致晋文王司马昭认为“天下之至慎者惟阮嗣宗”
。
罗氏认为阮籍是“惧祸”
“佯狂”
“玩世”
，因而断定他十分苦闷。
苦闷肯定是苦闷的，名士风流的另一面就是苦闷与空虚。
过于强调“惧祸”
，就不好回答另一个问题。
阮籍并没有一味惧下去而变成一个奴才，他在晋文王面前可以“箕踞啸歌，酣放自若”
，又可以公然托醉拒绝了皇帝老子的联姻要求，够胆大包天的了！
这里恐怕有两条，一曰偶然性。
一个名士被砍了脑壳，另一个名士保下来了，除了必然的道理之外还可能有“赶上点儿了”
的因素，世事并非都如博弈，有时也如押宝。
二曰志趣性格。
你要出世独立，任性自然，不让别人干涉你，也要以放弃干涉（例如朝政）为代价；否则你要干预生活还要议政议经，却又不许社会政治势力过问你，在中国没有这么多便宜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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