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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地平线》《阿拉干的胡杨》被选入高中、大学课本，我被《中国作家》杂志推出为当代最具影响的12位中国作家之一。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痴迷于这一类题材和这一种思考。
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女巫一样，从远处的旷野上捡来许多历史残片，然后在斗室里像拼魔方一样将它们拼出许多式样。
我每有心得就大声疾呼，激动不已。
那一刻我感到历史在深处笑我。
这是我在《胡马北风大漠传》题记里的一段话。
我把这种痴迷的原因归结为使命和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。
有很多读者问我为什么钟爱匈奴这个题材，我觉得和我在新疆当兵的经历有关。
作为北方人，骨子里多少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。
喜欢写游牧民族的故事，不仅因为我从小在陕北长大，更和在新疆5年骑兵的经历有关（我是中国最后一代骑兵，骑兵这个兵种就是在我们手里消失的）。
我真正对游牧民族的了解，还是在新疆，作为中国最后的骑兵曾经在草原上、古墓旁穿梭，和游牧民族打5年的交道，在后来写长篇小说《统万城》时，我把自己很多生活经历都融入其中。
《统万城》是匈奴民族留在大地上的最后一声白天鹅的绝唱，而匈奴民族在亚欧大草原上的几百年飘荡，也许是世界史上最悲壮的史诗。
二十年多前出版的《最后一个匈奴》小说，是我在黄陵县委挂职期间创作的，上世纪90年代，《最后一个匈奴》在中国文坛引起不小轰动，被称为“陕军东征”
的“三驾马车”
之一。
当年的“陕军东征”
至今依然被认为是新时期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事件。
1977年我从骑兵部队退役，写出了《白房子》等小说。
之所以创作《最后一个匈奴》，也是对古匈奴民族精神的一种敬仰，是对马背民族的一种遥祭，也可以说是对骑兵生涯的另一种缅怀。
我说过：“当一个高贵的马上民族有一天脱离了马背，而必须在大地上匍匐行走时，高傲的性格和卑微的境地所形成的反差，会日夜撕裂着它的胸膛。”
《最后一个匈奴》是我为陕北高原建造的一座纪念碑，呈现了在陕北这块特殊地域里匈奴曾留下的深深足迹，是一部带有希腊式悲剧色彩和崇高感的高原悲壮史诗。
我当年在写这部作品时，就深刻感觉到游牧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，尤其是陕北地区。
我认为陕北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点，抑或是一个拉锯之带。
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年封建社会中，有一半的时间是被游牧文化经营，另外一半时间则是由农耕文化经营。
如果说，《最后一个匈奴》是写农耕文明替代了游牧文明，那么《大平原》则是讲工业文明替代了农耕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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