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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尊重他们，什么可写，什么可不写，谁谁必须用化名，谁谁的住址必须换换……我都依他们，这一切苦衷我都能体量，换了我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谁都有难言之隐。
我调查了长野县下伊那郡阿智村，战末，330名开拓团成员开往中国东北，仅3个月，日本便战败，为逃避袭击，自杀。
生病，这个村死亡288名，剩下3名夫人带着16名孩子逃亡。
严寒的冬季，3个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养活16个孩子，于是潜散到中国人家中，约定第二年春天再到哈尔滨集结……实则，第二年的集结一拖便拖了40年……
我也了解了有名的葛根庙事件。
1945年8月14日，日本开拓团1200余人及其子女逃到当时兴安南省喇嘛敬寺院葛根庙附近，据说遭到苏联军队十五六门大炮轰击，有的家族用手榴弹自决，当下便死去千余人。
有个叫大栉的孩子，被过路中国妇女救护，可谓死里逃生的幸运者。
“中国残留孤儿”
这是十奇怪的，不能细细推敲的字眼儿，这个字眼儿自1980年以来却风靡了整个日本，从北海道到长崎，没有谁不知道这个词儿。
当年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孩子，现在都已成了人之父母，有的已经抱上了孙子，决非能以“儿”
来论了。
日本人“出于民族亲爱感”
将他们称为“中国未归还同胞”
。
不料，又引起中国人在字面上的异议，“未归还同胞。
是我们抢了你们的还是怎么的？话得说请楚。”
这一说清楚，便出现了“中国残留孤儿”
这个不伦不类的叫法，连日本人也说，孤儿们不仅在祖国的双亲有可能健在，就是在中国养育他们的父母也大都健在，叫“孤儿”
实在欠严密。
对残留孤儿回国定居的态度，我先后采访了几十人，几乎与我接触过的日本人都被我认真地打问过，其中有工人、农民、职员、学生、家庭妇女，资本家、科学工作者甚至菜铺女老板……人五花八门，态度不一，看法也各不相同。
最使我感动的是一次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的一次聚会上，他们的高桥部长听我讲完战争孤儿们的遭遇后流着眼泪举起酒杯，说“中国人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养育了敌人的孩子，这种无私的爱是举世无双的。
中国的母亲是伟大的，是世界母亲的典范。
为中国的母亲们干杯！”
日本厚生省1982年6月对永久归国定居的68人的生活实态做过调查，52%是与中国家庭分开以后回来的，其中八成离开了养父母，两成是与子女分离的，一成是与配偶分开而回国的。
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孤儿的回归又造成了新的家庭割裂……在日本，对双亲的抚养属道义问题，法律无法强制。
但在中国，依《婚姻法》第十五条规定，“子女对父母负有抚养义务”
，《刑法》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“拒绝抚养，情节恶劣者处五年以下徒刑”
……1984年3月17日中日双方达成六项协议，中心议题便是养父母的抚养问题，依着中国人的习惯观点，老有所养的问题不解决，一切认亲都是白搭。
回国定居的残留孤儿要想与日本社会相融电是十分不容易的，要付出艰苦长期的努力。
语言的障碍，价值观的差异，生活习惯的不同，就职自立的艰难，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又一个难题。
其中不乏经过努力奋斗取得的成功者，例如李养顺、王家模那样的，当然也有不成功的，1979年3月，岩手县一归国女性因不习惯日本生活而投井自杀，1983年爱知县一回国妇人因语言方面障碍而投身飞奔的列车……对于已死的残留孤儿，我无法了解更多，仅能从报纸的字里行间，从家属讳莫如深，闪烁其辞的谈话中推断出一二。
最后我不得不用文学形式对这一事实加以表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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