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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许从帝师张居正去世的那一刻开始，20岁的万历皇帝便决定退居深宫，隐于幕后，操控朝堂。
而他真正实施这一「计划」，是在四年后——从万历十四年（1586年）九月起，他便以各种理由推托，拒绝上朝面见臣工。
这本来也没多大事，皇帝嘛，一国的统治者，九五至尊，大权在握，在哪儿「上班」其实都不重要，只要不误事儿就行。
就像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皇帝一样，虽也曾多年不上朝，在后宫吃斋信道，但大明最高权力始终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。
不过，对于那些一心希望将万历皇帝匡扶回他们自认为「理想明君」轨道上的大臣们来说，嘉靖虽未丢权，却严重误国。
他们可不想自己辅佐的皇帝跟着他的爷爷「学坏」。
于是，看不过眼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通过内阁向万历皇帝递交了一份《酒色财气疏》。
在这份奏折中，雒于仁不仅数落了万历皇帝在纵酒、好色、贪财、尚气上的诸多不该，还写道：「皇上诚嗜酒矣，何以禁臣下之宴会？皇上诚恋色矣，何以禁臣下之淫荡？皇上诚贪财矣，何以惩臣下之饕餮？皇上诚尚气矣，何以劝臣下之和衷？」言外之意，凭啥只皇帝你可以「放火」，却对我们这群臣子诸多要求。
雒于仁这份奏疏的杀伤力不亚于当年海瑞骂嘉靖「家家穷尽」。
但万历皇帝毕竟不是自己爷爷，被雒于仁这么一通骂之后，又「病倒」了。
从此，大臣们再想见皇帝一面，可就更难了。
一
雒于仁等大臣之所以觉得万历皇帝的「病」还有救，那是因为至少在万历十四年以前，皇帝还是一个每天勤于政务、兢兢业业的「圣君胚子」。
但对万历皇帝而言，那些年为人中规中矩，谨言慎行，是在老师张居正及母后李太后等人的高压教育下被迫做出来的样子，而非自己的天性。
问题的根源，还得回归至万历皇帝10岁那年。
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，时年36岁的明穆宗病危，临终前指定其第三子（前两子已早夭）朱翊钧继承皇位，并命内阁大学士高拱、高仪及朱翊钧的老师张居正等人辅佐新天子。
自此，年仅10岁的朱翊钧成了明神宗万历皇帝。
不过，万历皇帝登基后不久，原定的辅政大臣、内阁首辅高拱便被张居正联合李太后身边的亲信、万历皇帝的「大伴」、司礼监太监冯保赶出朝廷。
张居正由此成了身兼帝师的内阁首辅。
在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支持下，张居正成为万历皇帝执政的「引路人」和朝政的「代言人」。
在张居正的教导下，万历皇帝也显得天资聪颖，乖巧懂事。
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原是宫女出身，地位不及隆庆皇帝的正妻陈皇后。
当了皇帝之后，万历对长辈并没有丝毫懈怠，仍旧每天早晨起床后，先到陈皇后宫中请安，然后再去拜见自己的生母。
而万历皇帝表现出来的这种传统孝道伦常，也是中国历朝历代所推崇的治国根本。
对于老师张居正，万历皇帝同样毕恭毕敬，人前人后尊称「张先生」，极尽尊师之礼。
甚至为了褒奖张居正，小皇帝还亲笔手书「弼予一人，永保天命」八字赐予张居正。
但对于皇帝的赐字，张居正不仅没有加以正面引导，反而「一棍子打死」，以陈后主、李后主、宋徽宗等反面教材类比万历皇帝所为，吓得小皇帝从此再也不敢随便写字赠人了。
万历登基之时毕竟年仅10岁，小孩子易犯错是人之常情，但皇帝不被允许犯错。
因为在张居正乃至万历生母李太后眼中，皇帝一言九鼎，金口玉言，不能犯错。
小小的万历需时时提防着身边人将自己的「过错」呈报给太后及老师。
张居正还要求皇帝注重节俭，严禁铺张浪费，并利用自己的职权要求宫中减少皇帝的日常花销，搞得万历皇帝即便想耍耍皇帝威风也没机会。
但同时，对万历皇帝要求尽一切可能节俭的张居正，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。
尽管张居正本人并不算贪腐，甚至多次出手阻止家人公器私用，但不贪财的张居正擅权。
为了让万历皇帝更加投入学习，他不惜停止了皇帝理政的惯例——召对，让大臣的奏疏仅上达内阁这一层，不必上达天听，这样一来就架空了万历皇帝的权力。
对张居正而言，有了人人生畏的权力，他就可以大力打击贪腐，解决明代文官集团的内部问题；也可以借着权力，打压异己，树立威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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